听到皇帝不是要用西元，余煌提起的心稍稍放了下来。
纪元之事关乎正统，他作为一个读书人，当然不愿采用一个宗教的纪元。甚至在余煌看来，皇帝口中就不应该出现这个词，以免影响正统。
不过，听到皇帝让自己要制定一个纪元，余煌顿时为难道：
“臣无能，无法推算出来。”
“陛下宜召集礼臣、大儒，确定纪元元年。”
被余煌的反应所惊，朱由检觉得这件事情不能轻率。但他又担心讨论下去，民间会有人拿来做文章，遂道：
“这件事情确实需要慎重，朕要去祭告天地祖宗，希望能有所回应。”
“礼部和翰林院官员也可讨论一二，明日朝议确定。”
心中已决定不管讨论的结果如何，自己都要以天子名义定下这件事情。免得即将爆发的流贼之乱，会有人喊出“岁在甲子”之类的口号。
临走之前，还发出一道口谕：
“张居正重立起居注有功，荫一位后人起居舍人。”
“让内阁拟旨，发给张居正后人。”
这条口谕和余煌奉命创作的三篇文章、以及确定纪元的事情传到外朝后，不说引起了轩然大波，却也让很多人心思浮动。尤其是恩荫张居正后人，让很多人觉得，新皇帝推崇张居正。
不过，因为是以张居正重立起居注有功的名义，朝臣也说不出反对来。毕竟起居注能够对皇帝有所约束，这对官员来说，是求之不得的事情。
而且张居正的政敌已经死了，他本人更是在天启二年平反，恢复故官，准予葬祭。无论是阁臣还是科道，都不会不开眼的反对，阻挠这次恩荫。
人们讨论更多的，还是朱由检命余煌写的文章：
“陛下熟知礼法，遵循古礼，‘二名不偏讳’之说，实是圣贤本意。昔年唐太宗有《二名不偏讳令》，陛下虽未正式发出谕令，却命余状元做文章，圣意尽在其中矣！”
“唐太宗虽有《二名不偏讳令》，但是唐朝的人，可没怎么遵循。要不民部为何改为户部？李世绩又为何成了李绩？”
“更奇特的是李贺，因为他的父亲李晋肃的‘晋’与进士的‘进’犯嫌名，就被人说需要避讳不能考进士，连韩愈写了《讳辩》都没用。本朝避讳最轻，可谓一大德政。”
“是极！是极！若是仍按前朝，王在晋老先生的后人，那就不能考进士了。而且缺笔之例，也自唐时始。陛下明令不用缺笔，也是一桩德政。”
对于避讳一事，几乎全是称赞。毕竟作为文人，没有人想在写文章时还要小心避讳。明朝避讳之法一向甚轻，除了朱棣的“棣”字需要单独避讳外，其他时候只需要注意历代先帝的名字连起来是什么即可，需要避讳的地方非常之少。如今皇帝登极后重申这一点，甚合他们心意。
但是，对皇帝要求直接称呼名字，却有人表示不解：
“称呼祖籍、官职、谥号，是在表示尊重。”
“陛下为何要禁止这样，让人直接称呼名字呢？”
旁边一人闻言，直接询问他道：
“韩昌黎人人皆知，那么李昌谷的名号，有几个人知道？”
这人当即回道：
“李贺祖籍陇西，死后葬于昌谷乡，难道会有人不知道？”
旁边的人又问：
“那么李安邑这個名号，你可知道是谁？”
这人思索良久，都没想到安邑有什么姓李的名人，正在羞恼之际，已经有人回答道：
“李德裕世居安邑里，其父李吉甫，人称安邑李丞相。”
“世兄拿这样的称呼询问，不觉太过了吗？李安邑之名，可没古籍记载。”
那人却摇头道：
“不然，古籍中有这个称呼。”
“《唐国史补》有云：近俗以权臣所居坊呼之，李安邑最著，如爵号焉。”
“如果按古人的办法尊称，今人就不仅要记住古人的姓名和字号，还要连祖籍、官职、谥号，甚至居住的里坊都要记住。”
“陛下让我们直接称呼名字，其实也是德政啊！”
许多人闻言点头，觉得确实如此。不说那些历史名人，许多人在称呼一些重臣时，对他们的称呼都要斟酌再三。如今皇帝让人专门写了文章，说是直接称呼姓名即可，有重名的人时可以称字。这样称呼其他人时就简单了，最多在表示尊重时，称呼对方表字。
如此一来，有关称呼问题，也没有引起多少争论。但是对二十四小时制和纪元问题，人们的争论就大了。纪元的事情没有多少人敢大发议论，但是日常使用的时间，他们却自觉很有资格讨论：
“子丑寅卯，辰巳午未，申酉戌亥，这十二时辰自古就在使用。”
“陛下为何要因为自鸣钟，就改用二十四小时制呢？在自鸣钟上加上时辰不就好了吗？”
旁边有人纠正：
“不是改用，是并用。”
“时辰和小时并用，也没什么不好。”
还有人略显自得，取出一块精雕细琢的怀表，向周围道：
“我觉得二十四小时制更方便，时辰反而麻烦，全用数字记录就好。”
“比如现在，天启七年八月二十五日，十点二十分，你看有多直观！”
周围人看着怀表，都是眼界大开。以前只听说用钟表计时方便，如今真正见到，才知道到底有多方便。难怪皇帝要采用二十四小时制，和传统的十二时辰制并用。
更有人看着精巧的怀表，内心陷入深思。隐隐明白了皇帝在改元崇祯后，又命人制定新的纪元方法的用意：
“陛下这是在告诉我们，大明已经在计时工具上落后了，必须做出改变。现在不定下二十四小时制，以后人们就会用其他的小时制。”
“纪年方法同理。现在不确定新的纪元方法。以后就有人用基督纪元，记载我们先人的事情。”
“所以陛下要主动变，防止西洋人用他们的纪元，冲击大明正统。”
脑海中隐隐闪过“大争之世”的念头，一些人其实已经意识到，天下不再是大明独尊了。利玛窦等人传过来的西学，让很多大明的读书人，对外界有了新的认识，影响到他们的观念。
皇帝制定新的纪年方法，也可以看做是为了适应变化，主动做出改变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