船只驶过洞庭湖,然后经由湘江一路南下,直抵长沙。
如果不是因为没有铁路,也没机会坐一次内河航运,切身感受一下洞庭湖。
湖南巡抚部院,刚上任的巡抚赵尔巽新官上任三把火,把创办新式教育作为“新政”的第一急务。
偏偏遇到了岳麓书院山长王先谦等人的阻挠,无论如何也得压一下他们的傲气。
只不过岳麓书院名气太大,一直无人敢动,毕竟出过这么多大人物。
但这位山长王先谦的确太跳,颇为让人头疼。
此前湖南巡抚陈宝箴,是地方督抚中唯一倾向维新变法的实权派人物。当时就受到了王先谦和门生叶德辉的攻讦,以“滥保匪人”的罪名被罢黜。
陈宝箴的孙子,就是民国时期大名鼎鼎的历史学家、语言学家陈寅恪。
陈寅恪在长沙出生,但因为祖父政坛上的失落,随之回到了江西,陈宝箴去世后,又迁往南京。
赵尔巽看得出来,现在的情况不能任由人才流失,缺的就是西学人才,要是不能办西式中小学堂以及高等学校,肯定会继续落后。
当年曾氏为湖南留下的教育基础岂不中断。
只不过任何新锐举动无一例外都会遇到阻挠,更何况还是晚清。
熊希龄知道巡抚赵尔巽肯定着急于新学一事,带着李谕直接到了湖南巡抚部院。
熊希龄看了一眼衙门外的马车,对李谕说:“山长今天果然在,还好按察使张鹤龄大人也在。”
按察使是执掌一省司法的官员,即提刑按察使司的主官,正三品。
张鹤龄同样是个对近代教育有不少贡献的人,后来还当过京师大学堂的总教习。
从这也能看出湘派在晚清时期的地位,牛人太多了,就算是目前,朝中也有人――位高权重的大学士瞿鸿机就是湖南人。
两人进入大厅,熊希龄为李谕、赵尔巽、张鹤龄、王先谦作了介绍。
李谕落座后,熊希龄又悄悄在赵尔巽旁耳语几句。
赵尔巽闻言大喜:“好办法!”
王先谦看了一眼李谕:“尊下就是当朝帝师?连辫子都剪了,有什么资格给皇上讲圣人之学?”
李谕说:“对不起,圣人也没说一定要有辫子。而且我给皇帝讲的都是西学,不管是阿基米德还是伽利略、牛顿等人,都没有留辫子的说法。”
王先谦根本没听过这些人,但还是捋了捋胡须故作镇定道:“他们配称圣人?”
李谕摊摊手:“我可没说。”
巡抚赵尔巽说:“山长,如今朝廷已经下达旨意,要求各地兴建新式学堂。朝廷都这么说,看来是大势所趋。”
“什么大势所趋!”王先谦说,“学啥不好,学洋人?”
赵尔巽说:“新式学堂必然要兴建,不然朝廷会拿我是问。”
王先谦也不敢违抗朝廷的命令,于是说:“抚台大人修就是。”
赵尔巽接着说:“另外,旨意中有一条,为了加快进程,可以学院改学堂。”
“学院改学堂?”王先谦一时没有反应过来。
赵尔巽对李谕说:“帝师,您从京城过来,就由您告诉山长吧。”
李谕心中暗暗叫苦,怎么把自己推出来,你一个巡抚镇不住吗?
只好回道:“没错,总督张大人的奏折已经得到了朝廷批复。”
他灵机一动,把张之洞抬了出来。
“湖广总督张大人?”王先谦明显语调有点往下掉。
李谕说:“不仅这位张大人,管学大臣张百熙张大人也联名上奏。”
湖广总督由于兼着兵部尚书衔,是从一品;管学大臣则是正二品。
两个大员的级别相当高了。
王先谦更不敢反对:“既然是朝廷的意思,确实要办。”
“所谓学院改学堂,”李谕顿了顿说,“就是将现有的私塾、书院,改为对应的小学堂或者大学堂。”
王先谦有点琢磨出味了:“帝师的意思难道是?”
“岳麓书院名震天下,自然应当改制为湖南一省地位最高的大学堂。”李谕说。
王先谦差点坐不住了:“就是说,以后我的岳麓书院里要教洋人的歪理邪说?”
按察使张鹤龄笑道:“书院哪里分你的我的,是全省的。而且山长也说了,既然朝廷有要求,当然要遵照朝廷的意思办。”
熊希龄加了一句:“也是为了岳麓书院不至于衰败。”
“放……什么厥词!”王先谦差点爆了粗口,“学洋人的东西,才会让我圣洁书院堕落下万丈深渊!”
赵尔巽喝了口茶:“本督已经下了决定,就按帝师意思来。将来有了岳麓书院的金字招牌,不怕我湖南的大学堂会比其他省份差。”
王先谦大怒,他本来就抵触维新,如今维新派最热衷的新学却直接怼到了自家岳麓书院里,实在无法接受:“书院绝不接受如此荒唐的举措!”
“哎――”赵尔巽说,“今后山长您还是岳麓书院的山长,只不过名头换成了大学堂总办,这名字也好得很嘛!”
王先谦气得脸通红:“抚台大人,如此唐突的决定,实在是让我学院学子们寒心!”
熊希龄咳嗽了一下:“提到学子,既然是新学堂,此前崇尚西学、推举维新而被退学的学生,也要重新招录回来。”
王先谦彻底忍不了了:“断然不行!如果抚台大人如此做,我这山长绝对不会再担任!”
赵尔巽巴不得他走,但还是假装挽留了一下:“山长要三思,岳麓书院离不了您。”
王先谦看得出赵尔巽更加接纳熊希龄的意见,起身道:“道不同不与为谋,在下无法忍受,恕难继续执掌书院!”
赵尔巽立刻假装特别难过:“山长,没了你,书院恐怕难以为继。”
王先谦哼了一声,指着李谕说:“不是还有这位鼎鼎大名、让洋人都佩服的帝师吗,你们找他吧!告辞!”
王先谦甩手走出了巡抚部院。
熊希龄终于忍不住了,哈哈大笑起来:“抚台大人,您装得太像了!”
赵尔巽轻松道:“多亏帝师妙计。”
李谕连忙摆摆手:“不过顺水推舟。”
这位赵尔巽是个比较复杂的人,现在如此推崇西学,其实是因为他认为西学对大清有用,并不是因为接纳维新或者革命党人。
后来他总督东北,还和张作霖一起屠杀革命党人哪。
另外此人在民国时期还做了件大事:组织编纂了《清史稿》。
只不过在接纳袁世凯编纂清史的邀约时自称:“我是清朝官,我编清朝史,我做清朝事,我吃清朝饭!”
并自诩为三国时的关羽“降汉不降曹”。
可是他的做法仍旧遭到了许多清朝遗老的谴责。
熊希龄再次提到了李谕办学的意愿,赵尔巽迅速应允:“上一任督抚即着手兴建中小学堂,如果帝师有需要,直接辟出一所给您便是。”
如此一来倒是简单了。
湖南确实一直对教育很上心,此时不缺中小学堂。
赵尔巽对熊希龄说:“熊大人,这些事归你管,届时选一所体量大的。”
李谕没想到事情推进地如此简单。
如此一来,在国内中小学堂的布局基本完成,就等落成了。
离开巡抚部院,熊希龄带领李谕来到自己的府中住了一天。
翌日,黄兴就找上了门。
“帝师,这么快就见面了!”黄兴道,“今天适逢本人三十岁生日,不知可否请先生到本人住处一叙?”
对方盛情相邀,李谕想也没想就回道:“这么巧?荣幸之至!”
黄兴说:“太好了!帝师,请!”
两人快到黄兴住处时,李谕猛然回想起来,黄兴好像就是以自己生日为借口组织策划成立的华兴会。
到了门口,黄兴和一人对了暗号,才进了院门。
再加上一个熟悉的人影出现,李谕更能确定,因为面前赫然是年轻的宋教仁。
宋教仁对黄兴说:“冈本兄,这位就是帝师?”
李谕愕然:“冈……冈本?”
黄兴给李谕解释道:“进了这个院门,就不可以用真名字,冈本便是我在院中的名号。”
“我晓得了。”李谕点点头,只不过冈本这名字也太搞了。
黄兴又对李谕说:“眼前的年轻学生叫做宋教仁,在此院中大家还是称其为渔父。”
李谕说:“我记住了。”
黄兴接着对李谕说:“帝师最好也有个隐名。”
“有这个必要?”李谕可没想加入华兴会,再说它存在的时间也的确太短。
黄兴说:“我们如今正有秘事相商,上次船上之时,我观察帝师剪了发,同时有新锐思想,大家钦慕您这样的人,所以请来指导一二。”
李谕问道:“我能指导什么?”
黄兴说:“如今国体动荡,受人欺辱,强国之道一来需要政法改革,二来离不开技术进步。但我们这些人,没几个懂得科学之策,必须有通晓之人指点迷津。”
李谕说:“指点迷津倒是可以……”
黄兴立刻说:“既如此,帝师更应该取个号,将来好避人口实。”
黄兴心里大体猜到李谕不一定想要加入他们的团体,这么做也是为他好。
李谕想了想:“就叫于礼吧。”
“于礼,李谕……”宋教仁琢磨了一会儿李谕的话,拍手说,“好名字!如今岂不就是个混乱无章、颠倒是非的世界!”
李谕笑道:“随口一说。”
几人走进屋中,李谕再次看到了陈天华,另外还有章士钊等人。
――没跑了,都是华兴会最初的成员。
章士钊在上海时见过李谕:“帝师好!”
李谕和他们一一问了好。
陈天华高兴道:“如果帝师也成了华兴公司的人股,何愁大事不成!”
革命团体嘛,肯定是秘密行事,所以华兴会对外声称“华兴公司”。
然后以“兴办矿业”为名,入会者称为人股,“股票”即会员证。
口号则是“同心扑满、当面算清”,隐含“扑灭满清”之意。
李谕说:“我并非加入,但有需要,为各位提供一些帮助就是。”
黄兴说:“在下尊重帝师的决定,但您的帮助肯定对我们大有裨益。”
李谕表明立场说:“黄……哦,冈本兄刚才说的也是我的观点,兴国之道,一为政法,二为科技,我坚守科技之道,正是我本人强项。”
冈本这个名字真是有点难以叫出口。
宋教仁说:“我也认为帝师说的有道理,守江山比打江山还要困难,所以建设比革命艰难。而科技正是建设的重中之重,将来离不开帝师。我想明白了,事成之后,才是帝师大显神威之时。”
宋教仁的脑袋瓜果然灵活,难怪后来年纪轻轻就被中山先生委以重任,而且是几乎取代自己的重任。
甚至民国最大狂人章太炎对宋教仁也评价极高:“若举总统,以功则黄兴,以才则宋教仁。”
李谕根本不想、更没有经验涉足政坛。
从古至今,中国几乎一直是最聪明的人在玩政治,一个个都是人精,让李谕搞仕途,能累死。
而且中国近代史堪称风云变幻,尤其民国前十来年,几乎动不动城头变幻大王旗。就算李谕知道该站哪队,但是换来换去真的太揪心,弄不好还会被人叫做N姓家奴。
所以干脆离漩涡远点。
黄兴再次发问:“我们有心重整乾坤,但对同列强科技之差距有多大,由于不谙科学,无法估量,还望于礼兄弟解惑。”
李谕叹了口气:“我虽不想打击大家的积极性,但实际上的差距你们很难想象,就如同巨人与婴儿一般。”
宋教仁目前在美国圣公会文华书院普通中学堂读书,多少接触了一些西学,于是问道:“于礼兄在科学界的成就,不就是巨人一般?”
“我一人远远不够,所以才竭尽所能想要办一些学堂。”李谕说。
宋教仁感叹道:“于礼兄高瞻远瞩,如若科学之道有更多您这样的人,才是国之大幸。”
宋教仁与李谕的会晤,更加确信了科学的重要。
虽然他此后留学日本学的是政法专业,但在华兴会失败后,明年还会在武昌搞一个叫做“科学补习所”的组织。
其实还是个革命排满组织,只不过以补习研究科学为名,隐瞒官府,掩人耳目。